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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也提出了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的要求。上海市紧紧围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国家战略，在新污染物治理领域积极开展系统性探索，构建起“技术赋能—机制创新—利益协调”的治理框架，初步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治理模式。 数智赋能，提升监管效能 与常规污染物相比，新污染物来源广泛、成分复杂、隐蔽性强、监测难度大，全国性污染源普查难以实现对新污染物的全覆盖，检测技术体系亦存在滞后短板。加之不同部门间标准不一、信息共享受阻，严重制约了协同治理效能。 针对此困境，上海市坚持问题导向、创新驱动，积极探索以数智赋能环境治理路径，加快构筑环境安全的“数字防线”。自2023年《上海市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发布以来，上海加快推进基础能力建设。一方面，着力搭建本土化新污染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依托数字化技术，提升信息调查与风险研判能力；另一方面，加速发展前沿科技，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助力污染溯源系统，精准识别污染源与扩散轨迹，增强溯源溯因效能。 依托技术创新和平台集成，上海市持续优化信息采集与共享渠道，推动构建以“信息—事件—主体—权责”闭环联动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服务平台，加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深度融合，形成空天地一体化动态监测网络。随着信息互通、结果互认、平台共用等机制不断完善，上海新污染物治理逐步实现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转变升级。 机制创新，完善协同治理网络 新污染物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很高的长期工程，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完备的“行动者网络”。这一网络并非松散的“拼盘式”组合，而是以体制定力、市场活力、社会合力为支撑的有机体系。 以组织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多元协同的制度根基。上海市坚持党建引领，将新污染物治理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起“党委统筹、政府落实、部门联动、区级协同”的治理体系。各区政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细化任务分解，完善调度、检查、督办、通报等闭环机制，确保责任明晰、执行有力。各部门、单位与区政府紧密联动，按年度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治理工作总结和计划，形成工作台账，推动信息流动与政策响应双向贯通。 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上，上海市注重发挥科技平台的支撑作用，拓展协同治理的专业航道。依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等资源优势，率先建设以新污染物环境健康影响评价为核心目标的重点实验室，打造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协作平台。平台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创新“项目共研、数据共享、人才共育”运行机制，打通新污染物从环境迁移至健康风险全链条研究路径。2024年，重点实验室以优异成绩通过生态环境部验收，并成功举办新污染物治理与环境健康学术交流会，凝聚各界专家学者智慧，助推新污染物风险防控体系化发展。 利益整合，推进包容性治理 在新污染物治理的复杂工作中，利益关系始终是一条潜在而有力的主线，贯穿协同治理的每个环节。上海以利益协调为着力点，建立起以“公利优先、众利共生”为特征的利益整合机制，推动治理体系实现从分散博弈向包容性治理的系统性转型。 立足公共利益核心，着力延伸刚性规制的治理边界。预防生态环境风险和保护公众健康，是新污染物治理需实现的核心公共利益。为此，上海市在常规污染物治理经验基础上，形成覆盖“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治”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在源头管控维度，严格执行新化学物质登记制度，强化重点产品含量管控，加强典型园区新污染物源头监管。在过程控制环节，加强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规范抗生素类药品使用管理、强化农药使用管理。在末端治理层面，加强新污染物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持续推进饮用水安全保障提升工程、加强制药行业新污染物排放治理。为确保治理效能贯通“最后一公里”，上海市还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加强重点新污染物的排放监管和环境监测，以严密的责任闭环守护城市环境安全。 仅依靠刚性规制难以充分激发各方治理积极性。在企业面临技术改造成本压力、产业升级需要缓冲空间、创新研发渴望政策支持的背景下，还需以柔性激励机制释放治理活力，将外部约束转化为内生动力。 为此，上海市积极构建以“众利”共赢为导向的柔性治理体系，在守牢环境底线的同时兼顾多元主体的合理诉求。一方面，推行“帮扶代替督查”监管模式，针对企业技术升级需求制定“一企一策”转型方案，给予企业在成本效益平衡上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将治理成本转化为创新动力。比如，闵行区通过园区循环化改造打造“绿色生产线”，以“无废细胞”建设培育生态微单元，同时叠加财政金融支持，显著降低企业绿色转型成本。截至2024年年底，闵行区新污染物环境风险显著下降，成功将“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打造成“市区协同”发展的千亿级主导产业。这一实践不仅验证了“含绿量”与“含金量”相统一的可行性，也为新污染物治理从成本负担向价值创造转变的探索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样本。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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