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绿色贸易壁垒高筑，我国企业如何主动重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欧美国家以环保的名义集中出台了涵盖技术标准、强制认证、税收补贴、供应链审查、市场准入延迟等严苛复杂条件的一系列政策体系，其本质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给我国新能源、钢铁等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了系统性挑战。

直面欧美绿色贸易壁垒升级的现实冲击

当前欧美绿色贸易壁垒呈现体系化、标准化、精细化趋势，以最具影响力的三项政策为代表。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法案）规定，从2023年起电动汽车电池组件须有50%以上在北美组装，到2029年逐步达到100%；2023年起电池中40%的关键矿物须在美国或其自贸伙伴国家开采或加工，到2027年逐步达到80%。这对我国动力电池供应链的全球化拓展构成了阻碍。

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自2025年起国外动力电池要建立“电池护照”，强制披露材料来源、碳足迹标签、关键原材料回收成分比例、性能数据、童工风险等十多项规范性信息数据，否则予以禁售。这不仅抬高了企业合规成本，也增加了企业核心技术参数外泄的风险。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在欧美国家同步推进，美国从2025年、欧盟从2026年起开始对钢铁、铝、水泥等高碳产品碳排放差额征收进口税。这使中国产品出口增加了高额成本。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测算，欧盟CBAM实施后，中国长流程炼钢企业出口吨钢成本将增加652元—690元，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15%—20%。

主动重构市场格局的四阶段路径

面对欧美国家日趋收紧的绿色贸易壁垒政策，我国企业应摒弃消极思维，转向主动作为，以解构、应对、化解及突破分层递进的多元组合打法，化困局为机遇，化不利为优势。具体可以按照当下、短期、中期、中长期四个阶段开展相关工作，分步打破绿色贸易壁垒。

第一阶段，在当前半年内，完整收集和分析、动态解构欧美政策关键项（含技术标准、认证程序、数据报送等），梳理出风险清单、认证清单和数据清单，掌握全面可靠、可迭代的应对基本面。风险清单应列明关键合规缺口，涵盖碳排放超标、有害物质残留、碳足迹数据可信度、原材料溯源等；认证清单应列明强制认证名录及流程，涵盖欧盟生态标签、碳足迹认证、电池护照及UL认证（北美电气）、FSC认证（林业可持续）、EnergyStar（能效）认证；数据清单应明确所需合规数据，涵盖碳排放核算数据、碳足迹数据、环保检测证书数据等。

梳理清单时需做好优先排序、动态优化与版本迭代工作。应按风险等级与紧急度排序，聚焦高影响领域；应跟踪政策动态，结合企业实际及时更新，确保时效性与准确性；还可借鉴软件版本管理模式，定期跟踪完善，按计划发布更新版本。

第二阶段，短期（1年左右）来看，可寻找新的区域市场或产品方向，规避绿色贸易壁垒的直接冲击。

更换不符合进口国环保标准的原材料供应商，同时建立区块链供应链追溯平台。比如2023年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在塞尔维亚开发了区块链碳足迹管理平台，实现了从矿石开采到设备回收的全生命周期数据溯源，符合欧盟电池法规数据互认要求。

优化绿色供应链布局，可在目标市场周边（比如欧盟周边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国家）或政策红利地区（东盟、欧盟绿色补贴覆盖国）设厂，应对进口环节碳关税。需精准把握相关国家与欧美政策机制，结合产品特性选择适配国家并制定策略，均衡收益与风险。比如2025年零跑汽车在马来西亚建厂，借助当地与欧盟自贸协定及绿电、碳关税优势，将出口成本降低了20%。

通过开发差异化产品或产品差异化设计，打造非壁垒性产品。比如2024年宁德时代电池包采用标准化接口，支持梯次利用和回收，符合欧盟新电池法对“可拆卸性”的要求，且降低了回收成本。

此外，还可以减少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将目标转向与我国当前产品与技术发展更适配的市场，比如积极开拓东南亚、中东等多元化市场。

第三阶段，中期（2年—3年）来看，可以组建专业团队，通过实施技术改造或合规体系建设破除壁垒，满足目标市场的环保标准。

直接在欧美目标市场投资建厂，以有效应对碳关税带来的贸易限制、重构成本优势。比如2024年隆基绿能与美国Invenergy（持股51%）在美国俄亥俄州建厂，享受IRA法案0.11美元/瓦税收抵免并临近其最大光伏市场，运输成本降低了3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警惕欧美政策突变、劳工法律差异及供应链本土化风险。比如2017年福耀玻璃美国工厂曾因职业安全违规被罚款，并因工会制度冲突引发劳资纠纷。

通过调整产品配方与生产工艺，规避有害物质限制、降低能耗与排放，满足欧美环保标准。比如万华化学开发绿色催化技术，降低聚氨酯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满足欧盟REACH法规要求并去除了其中的SVHC清单杂质，确保有害物质含量低于0.1%阈值，2024年对欧销售额突破176亿欧元。

推动建立中欧互认的环保认证体系以应对碳关税的碳足迹核算要求。比如海尔集团基于欧盟产品环境足迹原则主导制定《家用空调碳足迹评价规范》国际标准，开发家电碳足迹数据库自动转化中国数据为欧盟ILCD格式，实现碳足迹报告直接互认。

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不合理环保标准。企业需构建合规证据链（完备数据收集、委托第三方出具技术合规报告等）并设计法律策略，以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为法律依据，配合舆论宣传揭露政策合规漏洞。

第四阶段，中长期（3年—5年）应加强低碳技术和循环工艺研发，通过技术突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全球性低碳贸易话语权和绿色产品全球竞争力。

主导国际绿色技术标准制定和输出。我国企业可依托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技术优势，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推动符合自身优势的绿色标准制定。比如华为5G能效标准纳入欧盟绿色5G强制规范，宁德时代主导的GB38031—2025电池安全标准被特斯拉、宝马等纳入供应链准入要求。期待我国能够出台相关国家标准及合规支持政策，行业组织大力推动国际认证互认和企业合作交流，打造国家、行业与企业的协同机制。

布局海外绿色制造基地与零碳工厂，依托本地化生产获取环保认证的便利性以降低合规成本，同时推动绿色技术与制造能力输出，塑造全球绿色规则典范并重构产业格局。海尔匈牙利零碳工厂、宁德时代德国图林根工厂等头部企业海外基地已成为先行探索的范例。

总的来看，我国企业需以辩证思维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破局，抓住推动绿色化高端化战略转型的历史机遇，通过“当下解构、短期应对、中期化解、长期突破”的四阶段策略体系，结合政策研究与市场布局，以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为抓手持续提升品牌价值，在全球产业格局中重新构建起绿色竞争力。

作者长期从事战略咨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