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契约，迟来，但庄重丨美丽中国有“典”护航

去年秋天，长江边的河汊里面。某化工园区附近。江堤上风很大。浑浊的江水拍打着铁锈色的岸滩。一位当地老人拉住我。他眼眶浑浊，手粗糙，布满老茧。“同志，”他说，“我小时候在这江里挑水喝。可是禁止捕鱼前我们都不敢吃了。”

我握着那只手，久久无言。我们以为江水滔滔，取之不尽。十年前，我们把排污口当作理所当然。把超标排放视为“发展的代价”。自然没有说话。但每一笔账，它都记着。老人的手在抖，我的心在问：穷尽一生追求的公平正义，如果在江水的清浊之间找不到回响，我们守护的，是否少了一块最根本的基石？

我曾在另一条河边见过更深的沉默。那是在南方某个小镇，整条河呈深黑色，河面上漂着白色泡沫，没有鱼，没有鸟，没有孩子嬉水。当地人说，这条河“死”了十几年了。他们平静地陈述，像陈述天气。那种平静比愤怒更让我心惊——当人们对恶化的环境习以为常，当清澈成为遥远的记忆，比污染更可怕的，是感知的麻木。法律，若不打破这种麻木，便只是纸上的空文。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里，我读到了生态环境法典。它不再是零散的修补，它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体系化表达。它把“绿水青山”写进刚性条款，它把“生态优先”确立为法律秩序。它不是惩罚过去的工具，它是守护未来的铠甲。为高质量发展划下红线，为子孙后代留下余地。条文庄严。但我总能看到条文背后，那双浑浊的眼睛，和曾经清澈的童年。它试图唤醒麻木。它试图让每一条“死了”的河重新活过来。

理解这部法典，我走过弯路。起初，我坐在办公室里，茶凉了续、续了凉。抽象的法条——生态保护红线、分区管控、修复责任——在我心中只是概念的堆叠。它们能落地吗？它们离江边的眼泪有多远？我对自己说：如果只在纸面上理解，你永远读不懂这部法。

后来，我去了一趟西北荒漠区。那天风很大，沙打在脸上。面对一片因过度开采而沙化的草场，我蹲下，抓起一把干裂的土。那一刻我才明白——生态保护红线不是纸上的弧线，它是大地能够承受的最后一寸退让。越过它，草原变荒漠，绿洲成沙丘。而代价，最终将由人类自己承担。

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理念，正是把这种“限度”上升为法律意志。它从国土空间开发的源头入手。将人类活动限定在生态承载范围之内。生态环境法典的另一亮点，是生态修复责任，不再是罚一笔款了事。而是要恢复原貌，修复功能。“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当我看到受损的生态环境因司法介入而真正得到修复，内心涌起安慰。法律，终于不只是人间的裁判，它也是自然的守护者。温度从纸面渗入泥土。

但法条是骨骼。践行才是血肉。

去年冬天，我为某市基层干部做法典辅导报告。讲台上，我看着台下那些略显疲惫的脸。忽然意识到，法典的力量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它改变了什么。我放下了打印的讲稿。那些事先准备好的严谨措辞，在真实的故事面前显得单薄。我主动讲江边的老人，讲西北的沙土。讲排污口旁边的村庄，讲那些被透支的山河。我看到台下的人从疲劳变成专注，从专注变成沉默。有人说，他老家门口那条河，小时候能游泳，后来变成了臭水沟。他以前从不说这件事，可是那天他终于说出了。

那一刻我知道，生态环境法典正在进入他们的心。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它是每个人记忆深处的一条河、一片林、一捧土。它关联着我们的过去，也定义着我们的未来。

这需要每一个人共同托举。

作为公民，我们可以从细微处做起。每一次垃圾分类，每一次低碳出行，每一次节约用水——都是对大地的一点善意。我们也可以依法行使监督权，对环境违法说“不”，成为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望者。

作为企业，应当主动对标生态环境法典。严格遵守排污许可，加大环保投入，推动工艺绿色化改造。环境合规不是成本，是核心竞争力。谁先拥抱绿色，谁就赢得未来。

作为法律工作者，要关注配套法规的制定。要在实践中检验法条，要深化环境法与其他部门的交叉研究。法典不是终点，它是新的起点。需要我们持续打磨，不断校准。

站在北京办公室的窗前，我常想起长江边的老人，荒漠中的沙土，报告会上那一声沉默。它们常常提醒我，这部法典承载的不只是规则，更是无数像我一样，走过山河、见过伤痕、却依然心怀希望的人，对美丽中国最深的执念。

我们既是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也是美丽中国的建设者。保护自然，不是自然的请求。是人类的自救。而生态环境法典，正是这场自救的起点。

学之愈深，知之愈明，行之愈笃，方能令这部里程碑式的法典落地生根，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大地无言，万物有灵。江水渐清，草原复绿，天空澄澈。到那时，我们终将明白——最好的法律，是让大地不再需要法律。而这部法典，正铺就那条绿色文明伟大复兴的归途。

（作者系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