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划院王波：以科技赋能“十五五”新污染物治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环境风险防控，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作为今年经济工作中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重点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部署一脉相承，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的一贯重视，是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关乎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两大战略的顺利实施。

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四大类。新污染物通常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风险隐蔽性等特征，来源分布广泛，迁移转化过程复杂，常规污染物治理手段无法实现对新污染物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对生态环境安全和人身健康构成了潜在威胁。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环境风险日益凸显。新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化工产品生产消费国和化工原料供应国之一，在产在用的化学物质超过5万种。一些研究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大气、水、土壤中相继监测出一定含量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新污染物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不容小觑，亟待加强治理。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迈出重要步伐

在治理进展上，国家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通过专项前瞻研究、印发行动方案、纳入攻坚考核、绘就美丽蓝图等措施，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的顶层设计。系统部署新污染物治理，从制定法规制度、出台标准规范、健全管控体系、推进治理行动、加强科技支撑、开展试点示范、建立工作机制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新污染物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扎实开展新污染物治理，完成122个重点行业中4000余种潜在高风险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调查，对14种类具有突出环境与健康风险的新污染物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在科学研究上，新污染物治理研究正成为国内外环境科学与人体健康科学交叉研究的热点领域。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污染物治理领域起步较早，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监测体系与法律框架。美国环保署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系统开展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与管控，欧盟通过《水框架指令》等法规推进新污染物管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全球新污染物治理框架构建，强调跨国合作与数据共享。目前，我国对新污染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聚焦在新污染物检测识别、风险评估、排放溯源、去除技术、生态毒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新污染物的污染源特征、迁移扩散规律、分布特征、环境健康、风险防控等研究仍有待加强。

新污染物治理亟待突破的科技难题

新污染物种类多、分布广，全球关注的新污染物超过二十大类，每一大类又包括数十种或上百种化学物质，每年新污染物种类的新增速度也很快。同时，新污染物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加之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治理难度大，仍面临一些关键难题。

一是对新污染物筛选识别关键技术空缺。有效识别环境优先污染物是研究新污染物的前提。新污染物含量低、种类多，多数传统污染物监测技术难以有效监测识别微量或痕量的新污染物。如何克服新污染物监测技术不完善、监测成本高等难题，是掌握新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形态等情况的优先研究方向。

二是新污染物环境赋存规律揭示不足。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赋存特征涉及其在不同介质（如大气、水体、土壤等）中的存在状态、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由于新污染物种类繁多、性质复杂，现有研究对新污染物的生成机理、排放特征、迁移转化等研究有待加深，区域污染特征与迁移转化机制尚不清晰。

三是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模型基础薄弱。新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转化和归趋过程复杂，在环境风险评估、人体暴露预测等领域研究基础薄弱，生态毒理危害机理尚不清楚。在暴露预测模型方面，仍面临监测数据稀缺、暴露途径复杂、本土化参数缺乏、生物有效性待验证等问题。尚未建立新污染物评估与管控制度，相关标准规范亟待建立。

四是高效净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供给不足。现有治理技术效率不高，常规治理工艺难以满足对新污染物的治理需要。面向数以万计的新污染物种类，在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绿色低碳新污染物治理技术与装备方面的研发不足。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在环境友好型替代品的筛选和研发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十五五”以科技支撑新污染物治理的建议

新污染物治理是一项长期、动态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科技赋能“十五五”新污染物治理，提升新污染物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水平，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研发新污染物快速精准监测与识别技术。突破一批新污染物识别和溯源技术瓶颈，加强新污染物监测技术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利用数智化监测技术，围绕新污染物监测的取样、预处理、检测、采集等全过程，集成研发快速精准的一体化监测与识别技术和装备，满足一些新污染物在线实时监测和快速识别的需要。

二是揭示新污染物产生—排放—迁移—转化演变机制。在有效识别新污染物来源与释放途径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化设计科学实验，阐明新污染物从源头释放到环境中的多介质分布、迁移路径、转化过程及其最终归宿的演变规律，为生态环境风险的精准预测与评估提供理论支撑。

三是突破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关键技术。在源头减量上，加强微生物、超滤技术、生态修复、纳米技术、塑料等源头控制和绿色替代技术研发。在过程控制上，研发促进清洁生产、绿色制造的新污染物治理等关键技术，加强抗生素类药品和农药等使用中新污染物去除关键技术研发。在末端治理上，研发基于纳米材料、吸附等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治理技术，推动新污染物高效去除工艺与装备研发。

四是构建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体系。遵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加强对典型新污染物环境基准、毒理、“源—汇”和人群暴露特征的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环境和社会因素的暴露预测模型和数据库，开展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完善相关政策、标准、法规，构建跨介质、多路径、复合型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