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漫话|新时代西部文学创作的底气从何而来？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萌芽，早期以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作品为代表的生态主题报告文学作品，得到了读者的关注，但彼时并未形成成熟的文学思潮；随后的十余年间，一批作家开始转向大地与边地书写，如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以及郭雪波的草原系列小说和大量生态报告文学，使生态文学的创作体裁更为丰富多样，开辟了广阔的生态文学书写空间；进入新世纪后，《狼图腾》等作品的爆火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大众对生态文学的广泛关注，学界对于生态文学的研究也逐步增多，但仍然没能形成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生态文学真正形成创作热潮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语境下，生态文学的创作也迎来了蓬勃发展。

当下，各大文学期刊纷纷开设生态文学方面的专栏，文学评奖也在生态文学方面有了更多倾斜，阿来、刘亮程、李娟、张炜、迟子建等大批主流作家集中创作出大量生态文学作品，作品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有学者指出，诸多生态文学作品通过揭露现实生态问题，对传统文学史的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范式质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态危机与文明演进之间的深层关联。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让传统现实主义写作陷入被动，倒逼创作者将传统生态理念转化为更具理性的书写实践与多层意蕴的文学表达。

一、新时代西部生态书写的整体转型

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印发了我国生态文学领域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后续“大地文心”系列采风活动、生态文学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使生态文学热潮迭起，生态文学的发展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事实上，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并非简单地套用西方外来理论，而是根植于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生态智慧。《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及《孟子·梁惠王上》中“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都为中国生态文学提供了传统的智慧支撑。

中国人向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生态文学并不是环境文学也并非自然文学，温阜敏在《中国生态文学概论》中说：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文学是一个整体性的、动态的概念，它与环境和自然关系密切，更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为新时代文学带来新气象。

西部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版图中最为鲜活的地域单元，其生态变迁史是中国生态变迁的典型缩影，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对于祁连山的生态修复、黄河上游植被保护、内蒙古草原退牧还草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林草带建设等生态治理，都为生态文学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经过多年努力，西部作家对生态文学的不断书写与反思，推动了中国生态文学在题材、叙事与价值内核层面的不断更新，也让更多读者看到了西部生态建设的成果。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浪潮下，西部独特多样的自然地貌和灿烂的多民族生态文化在西部作家的笔下跳出了传统书写的框架，实现了创作理念与表达范式的整体迭代，成为观察地域生态治理与文学发展互动关系的重要样本，西部也成了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地域。

近年来，以刘亮程、杨志军、阿来、次仁罗布、红柯、雪漠、马金莲、阿舍、索南才让等人为代表的西部作家，立足流域、荒漠、草原等典型生态空间取得显著生态治理成效，记录了西部生态修复与文明转型，重述了生态系统中的人地关系，使新时代西部长篇小说逐渐摆脱了“苦难悲情叙事”“奇观异域叙事”的旧模式。不断涌现出来的生态文学作品，从生态保护、文化交融、社会变迁、现实生存等多方面展开人与自然的对话，并以新的文学审美叙事和社会反思的形式为生态治理提供文学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长期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书写深陷于相对固定的审美窠臼，苍凉壮美、野蛮苦难、封闭落后等悲情色彩明显，作家笔下的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等典型的西部荒凉自然符号成为叙事主体的背景，进一步强化了苦难叙事。

例如红柯早期的小说《西去的骑手》、董立勃的《白豆》《米香》、刘亮程的《凿空》、雪漠的《大漠祭》等作品，共同构筑了西部长篇小说的传统美学体系。在这些作品中，自然环境是人类严酷的生存绝境，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的关系。进入新时代后，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持续推进，西部生态环境逐步向好，人与自然之间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部人民的现实诉求从“吃饱”变成“过好”，原本作为苦难背景的自然环境在新时代成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互动的主体，呈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关系。西部作家在记录时代发展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时代西部生态文学的空间重构

中国西部独特的自然地理是西部人赖以生存的客观现实，流域水系、荒漠戈壁和高寒草原是西部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空间，也是西部文学最为深厚的叙事母题。随着新时代生态治理的全面推进，无论是在水土涵养、草原修复、河道治理等方面，西部的生态环境都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叙事素材，标高了西部生态文学的价值维度，成为新时代西部长篇小说美学新变的重要动力。

十多年间，西部长篇小说就生态治理的实践，西部作家系统书写着西部大地上的“高地”文化，对以往传统的生态文学空间进行了重要重构。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重要流域水系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2023年，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和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这两部西部生态书写文本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无疑是对新时代西部生态变迁的新书写。

《雪山大地》聚焦于沁多草原几十年间的发展变化，系统书写了青海沁多草原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畜牧扩展、生态破坏等问题，并呈现了以强巴为首的外来建设者与当地牧民一道兴教育、建医疗，再到成立草原自然保护区、完成生态移民、修建生态新城和倡导草原休养生息的全过程。这一书写重构了草原空间的生态叙事逻辑，是新时代现代治理体系为草原修复带来新变化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雪山大地》一书，为高寒草原和流域水系开拓了新的空间，其吸纳的万物共生伦理不再是传统的“人定胜天”对抗叙事，而是探索高原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道路。

反观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其虽脱胎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但本质上是西部作家对新时代生态现实的回应。在这部作品中，刘亮程以全新的幻想世界，重述了被现代化文明冲击的传统游牧生活。书中书写的动物并非人类的附属品，而是拥有自主意识的动物，甚至它们也有梦，“并在梦中驱赶着牧人，在辽阔的草原上迁徙，羊使唤人修羊圈、给羊割草喂料清理羊粪。在羊眯着的眼睛里，牧人成了羊的牲畜”。在刘亮程的笔下，世上的影子、草木以及鱼虫鸟兽都有生命力，在本巴草原的世界里，万物平等共生。《本巴》不仅为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述神话、史诗的书写路径，更守护了游牧文明所承载的生态审美与生命观念，构建了西部诗意的精神原乡。

此外，西部常常出现极端天气，其中沙尘暴是极端天气的典型代表，也是荒漠生态空间的标志性符号。在以往对沙尘暴的书写中，沙进人退是萦绕在作家脑海中的核心问题，人类如何征服荒漠、对抗风沙成为作家展开叙事的关键。雪漠以往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涉及了沙尘暴，尤其是“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沙尘暴是人类过度开发、破坏环境造成的惩戒人类的方式，沙化困境是河西走廊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新时代以来，雪漠对沙漠、沙尘暴的书写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野狐岭》中的沙漠、沙尘暴虽然仍保留着荒漠底色，但叙事重心已然从人地矛盾转向了人的内在精神困境，完成了现实荒漠和精神荒漠的互文。而红柯则将沙尘暴赋予了更为浪漫的精神特质，在他的长篇小说《喀拉布风暴》中，沙尘暴承载着西部大地雄浑的原始生命力，甚至他将喀拉布风暴与“地精”放置在一起，让它兼具了毁灭与重生的力量。书中主人公正是在喀拉布风暴中确认了彼此间的情感，唤醒了生命本真。这两部作品作为新时代西部生态文学中的荒漠戈壁空间的典型代表，给读者带来了重新理解荒漠戈壁的生态属性，探寻人与荒漠共生的新表达。

无论是《雪山大地》对沁多草原生态治理的全景书写，还是《本巴》对传统游牧生活的梦幻重构，这两部作品都将草原放置在了生态空间的维度中进行书写。而雪漠和红柯则将荒漠戈壁的书写上升到了精神层面，突破了此前仅聚焦现实生态困境的局限，完成了荒漠空间从“生存之境”到“精神之域”的重构。此外，钱建军的《阿克苏之恋》、董立勃的《河谷》《垦荒》、梅卓的《神授·魔岭纪》、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等作品中都对西部的河谷、戈壁、高原等多样的生态空间进行了重构，其中包含着作者对现代生态治理的深刻认知，为新时代西部生态文学提供了更丰富的阐释可能。

三、生态治理与新时代西部生态文学的互构路径

需要强调的是，新时代西部生态文学的蓬勃发展并非单纯是作家本身或文学内部的审美迭代，而是与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息息相关的创作转向。

多年来，西部在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西部作家们不容忽视的书写现场，其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故事和价值体现，是作家重塑西部生态文学的关键。例如，祁连山生态保护与整改催生出了与“祁连山”相关的文学作品，黄河流域综合治理、三江源生态保护、防沙治沙攻坚等重大工程的推动同样为西部文学注入了全新的书写命题。生态治理实践本身就是生态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新时代以来，西部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带动了西部生态文学的整体创作转向。

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使作家在观察生活时不再聚焦于人民的生存苦难，而是转向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如今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也让西部生态文学有了更为具象的现实介入性与时代针对性。此外，西部本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他们世代与高寒草原、戈壁沙漠相守，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敬畏自然、与万物平等的传统生态理念，例如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对草原修复的描写，这些生存智慧和经验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更在现代生态治理当中被活化利用。

文学是人学，而人学则建立在大地之上，新时代西部生态文学是扎根在西部大地上的文艺创作，其热切关注着西部的生态治理现场，形成“大地滋养文学，文学反哺生态”的局面。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以汶川地震为背景，讲述了川西藏寨云中村在地震中损毁，震后村民如果继续在这里生活，存在一定的泥石流滑坡风险，所以幸存下来的村民进行了整体搬迁。祭师阿巴在村民搬迁四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已成废墟的云中村，为亡灵招魂、祭祀、安顿亡灵。小说聚焦生态危机与保护，书中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贯穿始终，万物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使读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阿来在其作品中借助宗教与神性叙事提示读者，当人类遭遇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类在承受来自自然的惩戒。在这套叙事逻辑里，自然的神性框定了人的生命边界，使人在灵魂回归自然之前学会接纳自我，这正是神性所蕴含的生态启示。如果说阿来在这一部作品中主要探讨的是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要敬畏自然，那么阿舍的《阿娜河畔》则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几十年间，几代兵团垦荒人主动参与生态建设，在塔里木河流域使荒漠变绿洲的故事。生态文学始终要以人物命运、生活变迁和家园故事为载体，《阿娜河畔》展现了西部人在生态治理方面从开发到保护，从索取转向共建的过程，为生态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内核。

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始终能够正视社会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中的现实矛盾与复杂问题，并找到得以解决的方式方法。生态文学既能规避掉生态治理过程中一刀切的治理思维，又能兼顾生态发展与文化传承，为地方生态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新时代西部长篇小说的生态书写充分证明了生态空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沃土，是新时代西部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文化标签。未来，生态文学仍将是文学创作实践中真与善的体现，这不仅需要作家本人扎根大地、服务人民，对真实、立体的生态变迁进行真诚记录，也需要坚持文学审美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时代发展注入文学力量与文化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