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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更趋系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定下的核心任务，均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现代化的连贯部署与深化。立法、改革、治理3条线汇聚到同一方向，使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远非一部“汇编式法律”所能概括。 生态环境治理本身跨度很大，污染控制、自然保护、生态修复乃至绿色转型都在同一张“图谱”上展开，各制度之间的互动远比看上去更紧密。随着制度数量不断增多，体系上的不衔接开始成为影响治理效率的因素之一，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恰恰在这里体现出来，即法典的编纂并不是为了把所有制度重新写一遍，而是在更高的层面让制度相互衔接统一。 编纂应注重制度衔接和经验吸纳 在制度衔接方面，因为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多个领域，所以要求法典须具备强大的协调能力。以河湖整治工程为例，在处理过程中需要对应规划、生态保护、污染控制等多个制度要求，这些要求之间本无冲突，但是哪个先、哪个后、由谁来处理、适用什么标准等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际解决的过程中，因缺乏协同使得执行者无所适从。对于这类问题，法典的价值就得以凸显，通过顶层系统设计，明晰各项制度间的逻辑顺位与衔接规则，为基层工作者提供稳定、统一的准则。 在改革实践方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经验。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自然保护地分类管理等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法。在不少领域，政策规定、技术规范、监督制度之间的关联已经比较清晰，也具备了法典吸纳的基础。对于这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成果，立法如果能够用适度概括的方式加以确认，不仅能增强制度的稳定性，而且能为各地执行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治理越来越依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监测网络、大数据比对、执法留痕系统、生态监控平台……这些工具的使用，促使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制度如果无法适应数字化趋势，就会在执行中出现“跟不上技术”的状况。因此，法典中对数据的来源、共享、公开以及风险防控作出原则性规定，有助于提高制度适应力，让未来的改革有法可依。 避免执法程序不畅和责任认定不清 在执行层面，法典的落地能力尤为重要。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的事项众多，不同部门之间的责任关系不可能完全靠政策文件自行协调。程序如果过于分散，执行者就需要花费很大精力确认规则；如果程序之间缺少逻辑关联，就容易造成重复审核或责任空缺。这些问题表面看是程序性障碍，本质上是制度结构没有在更高层面实现统一。法典的编纂，应为这些问题提供更加稳定的解决方案。 责任体系是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环节。生态环境法律中存在多种责任方式，它们的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一样。如果责任之间的边界不清晰，治理中可能会出现要么责任叠加，要么责任“落空”的情况。具体执行者在理解制度时也可能产生困惑。责任的明确不仅关乎法律权威，更关系治理成效。法典不一定要详细规定每一种责任的具体适用情形，但需要在制度上给出一种更清晰的结构，使执法和司法在面对新问题时有明确的参照。 在思想层面，生态文明所倡导的系统治理、绿色低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已逐步上升为新时代治理的基本共识。作为基础性法律，法典有必要在总则部分对这些原则作出明确表述，使其成为制度运行的方向标。这种理念入法，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宣示层面，而是在具体制度面对冲突时提供价值判断基础，让制度在不同场景中保持一致性。 总体而言，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不在于条文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能让日益庞杂的制度彼此衔接。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离不开制度的稳定性、结构的协调性和执行的可预期性，这也正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是一项需要理论界、实务界与各部门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研究的工作者，在观察生态环境治理和制度演进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当前立法对体系化、集成化的需求日益明晰。我们期待生态环境法典，不仅能整合现有制度，固化改革成果，更能推动形成更加清晰、稳定、有序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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