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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从单行法分立的碎片化阶段迈入体系化治理的法典时代,也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民事公益诉讼等多元司法路径的协同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准确梳理法典背景下司法衔接的规范基础,直面实践运行中的现实难题,探寻体系化化解路径,对于释放生态环境法典制度效能、提升生态环境司法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法典为司法衔接确立的规范基础 生态环境法典以适度法典化模式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制度规则,构建起权责清晰、衔接有序的生态环境治理规范体系,为多元司法路径的协同运行提供了顶层制度支撑。 其一,明确协同治理原则。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等机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为行刑衔接、民行衔接等机制运行提供了原则性指引。 其二,设定案件移送的一般规则。法律责任编明确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时的行政移送义务,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基本程序框架,改变了以往单行法中衔接规则分散、效力层级不一的局面。 其三,整合多元责任形态。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第一款明确,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款规定行政拘留折抵刑期、行政罚款折抵罚金。这为不同责任形式的衔接适用提供了规范基础,也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跨程序适用预留了制度空间。 法典实施中司法衔接的现实困境 虽有规范基础,具体适用仍因制度惯性和新违法形态而面临困难。 实体规则适配不足,违法层级衔接不畅。传统环境司法衔接以污染型、破坏型实害违法为规制原型,而漂绿、碳排放数据造假等欺诈型环境违法,其违法性首先体现为信息欺诈与秩序侵害,并不直接造成生态环境实害,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违法认定规则难以直接适用,导致前置法违法性判断与刑事入罪标准出现脱节。同时,以污染环境罪为代表的罪名入罪标准仍依赖司法解释中的量化指标,未充分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排污许可等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制度相联系,出现“违反了法典却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断层。 程序机制协同不足,衔接流转效率偏低。目前,生态环境司法衔接仍然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的单向移送,反向衔接运转不畅,对刑事司法机关退回的案件缺乏后续行政处理跟进,易造成“刑不追责、行不处罚”的监管真空。跨部门协同机制尚未形成常态化的运作模式,生态环境、公安、检察、法院之间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等制度多流于形式。另外,检察监督的制度效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应当移送而未移送或逾期移送的问题,监督手段偏软;对刑事程序终结后的生态修复执行和行政处罚跟进,监督不够全面。 证据转化标准模糊,专业采信存在障碍。生态环境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监测报告、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证据资格与证明力认定缺乏统一标准。部分专业性技术证据因取证主体、程序规范的差异,难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重新鉴定又会导致诉讼周期延长、司法成本上升。同时,生态环境损害的量化评估本身存在技术难度,不同主体出具的损害评估结论往往存在差异,司法机关在证据采信时缺乏统一的技术指引,容易出现类案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 恢复性司法衔接缺位,修复责任落实不力。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与程序规则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与行政执法、刑事处罚的衔接机制不够健全。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多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但与行政机关的生态修复监管职责衔接不足,修复方案的制定、修复过程的监督、修复效果的验收缺乏跨部门协同,容易出现修复标准不一、修复效果打折扣的问题。另外,对于如何实现修复责任的履行和量刑激励以及行政处罚减免之间的衔接规则也不够明确,无法有效激发违法主体积极履行修复义务的动力。 法典下司法衔接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应当以生态环境法典的规范体系为基础,以法秩序统一为核心原则,从实体、程序、证据、责任四个维度系统优化司法衔接机制。 构建层级化实体衔接规则。以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义务规范为基础,梳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违法层级,构建“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阶梯化责任体系。针对漂绿、碳排放造假等新型违法行为,明确前置法违法性的认定标准,细化对应刑事罪名的适用条件,实现法典义务规范与刑事罪名的精准对接。同时,以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为载体,明确新型环境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推动法典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统一适用,强化类案指引,弥补成文规则的滞后性。 完善协同化程序衔接机制。健全双向移送和反向衔接机制,明确不构成犯罪但是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案件的移送程序及时限,建立移送回执与处理反馈制度,堵住监管盲区;推动跨部门协同机制常态化的运转,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强化检察监督的全链条覆盖,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立案监督等手段,保障衔接机制规范运行。 建立标准化证据衔接体系。统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适用标准,明确转化规则,对符合法定程序的监测报告、鉴定意见认可其刑事证据资格,避免重复取证。建立环境专业技术人员跨部门共享机制,完善专家辅助人、技术陪审员制度,为司法机关审查专业证据提供技术支撑。同时,统一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的技术规范和认定标准,由主管部门联合出台统一的评估指引,减少技术上的分歧。 推动恢复性司法融贯衔接。以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为基础,推动恢复性司法在行政、刑事、民事程序中的贯通适用。建立跨部门的生态修复协同机制,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修复方案的技术审核与过程监督,司法机关负责责任认定与执行保障,形成修复监管合力。明确修复责任履行和量刑裁量、行政处罚的衔接规则,以主动履行修复义务作为法定从宽情节;细化修复效果验收标准及替代修复方式等,发挥好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功能,达到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相统一的目的。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是推进生态环境司法衔接的历史性机遇和更高制度要求。在实体、程序、证据、责任上进行全方位优化,方能形成衔接顺畅、协同高效的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作者系辽宁省辽河人民法院五级法官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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