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桂斌院士：新污染物研究当摒弃跟风浮躁，聚力攻克核心难题

“化学结构决定物质性质，性质决定环境行为，最终决定生态与健康风险，这是认识新污染物不可动摇的基本科学规律。”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十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学术年会暨大湾区新污染物治理技术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环境化学与毒理学领域资深专家江桂斌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深刻剖析当前我国新污染物研究与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系统阐述新污染物结构与毒性的科学逻辑，为基础研究方向优化和治理政策完善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科学认识新污染物风险，精准管控而非追求绝对无毒

江桂斌指出，新污染物治理的核心前提是树立科学的风险认知。化学结构决定物质性质，性质决定环境行为，最终决定生态与健康风险，这是认识新污染物的基本规律。既要高度重视新污染物的毒性与健康危害，也要避免脱离科学实际的过度恐慌。

他表示，任何化学品只要存在于环境中，无论其毒性多低，都具有潜在生物毒性，且多种污染物共存时会产生低剂量叠加复合效应，这也是公众对标准管控有效性产生疑虑的重要原因。但必须明确，标准控制始终是环境治理的核心手段和重要基础，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依托严格的环境管理与严格的标准体系实现的。

“达到环境完全无毒的理想状态，从科学和技术层面来看，这是无法实现的。”江桂斌强调，新污染物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追求“零存在”，而在于精准识别高风险结构，从源头进行选择性管控。

他以常用食品添加剂叔丁基羟基苯甲醚（3-BHA）为例说明，该物质的邻位异构体具有明确的致肥胖效应，而间位异构体则无相关毒性，通过精准区分结构并规范使用，即可从源头消除风险。

针对当前替代品研发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江桂斌直言，基础科学储备不足导致“以毒代毒”现象时有发生。曾作为全氟辛酸（PFOA）短链替代品推广的GenX（HFPO-DA），以及替代双酚A（BPA）的BPS、BPF等物质，经研究证实其毒性与原物质处于同一风险量级。他提出，应加强基础研究积累，开展源头设计，开发具有更高生物安全性的新型生物基材料，从根本上破解“遗憾替代”造成的恶性循环。

新污染物科研产出规模领先，原创性不足问题凸显

“2025年全球关于6PPD（轮胎抗氧化剂转化产物）的研究论文共182篇，其中94篇来自中国，这一领域研究的主力军在中国，但原创思想不是源自中国。”江桂斌以发表在环境科学顶级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gy》（以下简称ES&T）上的论文数据举例，点明了我国新污染物研究领域的结构性问题。

他进一步举例，揭示6PPD转化为6PPD-Q并导致太平洋西北地区鳕鱼大规模死亡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发现防晒霜成分通过共轭结构破坏珊瑚共生藻生态毒性的原创成果，均出自国外科研团队。“当前我国新污染物研究领域跟踪性研究较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不足，大量科研力量集中在热点方向的跟踪验证工作上，全氟化合物以及微塑料研究领域的扎堆现象尤为突出。”

江桂斌指出，关键领域基础数据缺失是制约我国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短板。2025年新增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清单的毒死蜱，截至增列时我国尚未有一篇发表在ES&T顶级期刊的基础研究论文；广泛存在于食品、水体和生物体中的三氟乙酸（TFA），我国的环境暴露水平与毒性数据严重不足；新结构、高风险污染物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

他特别强调，复合污染的风险描述是当前全球环境科学领域亟待突破的核心前沿，也是解释现实环境中健康风险的关键。现实环境中，新污染物、传统污染物、重金属、抗生素与微生物往往共存，其相互作用并非“1+1=2”的简单叠加，而是可能产生“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复杂效应。目前全球对该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但由于研究难度大、周期长，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此外，他建议革新传统毒理学研究范式。面对全球化学品数量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挑战，传统的毒理学研究范式已难以为继。江桂斌介绍，2008年全球仅能识别环境中几十种全氟化合物结构，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12000种，依靠传统方法逐一评估其毒性，无论在时间成本还是资源消耗上都不具备可行性。

对此，他提出应加快构建化学品风险评估平台建设，构建化学品结构—毒性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高精度预测模型，推动新污染物毒性评估从“事后验证”向“事前预测”转变，实现从“黑箱预测”到机制阐明的跨越。他呼吁，应逐步将可靠的计算预测结果纳入化学品登记、评估和管理决策的合法依据，引领毒理学研究范式的系统性变革。

科学定义优化分类，推动科研与政策深度衔接

针对当前新污染物治理的政策痛点，江桂斌提出两项具体建议。一是收紧并优化新污染物定义。他认为，新污染物的概念应限定为在环境中产生或正在使用的，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可累积、明确毒性与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或微生物，重点管控那些正在大量生产应用、污染已经发生但缺乏足够科学认知和有效管控措施的物质。

“如果按照过去20年的宽泛定义，我们很难把所有化学品管控起来。”江桂斌建议必须收紧定义，精准识别高风险物质，才能把有限的监管资源用在刀刃上。

二是革新污染物分类体系，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江桂斌提出，新污染物可分为化学类、生物类和物理类三大类。当前科研力量过度集中于个别研究，如微塑料，而微塑料仅是物理类污染物的一种，石棉、人造纤维、液晶材料、硅基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核素等其他物理类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同样值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将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重要支撑。

江桂斌强调，科研成果不能脱离实际需求，必须建立“健康关联导向”的管控逻辑。“只要明确某一化合物与特定健康效应的关联，政府自然会出手管控，推动治理措施落地。”

“你不一定要跟踪别人的研究，不一定要追求数量，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未来，新污染物治理的期待和希望，掌握在你们年轻一代手中。”报告最后，他寄语广大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摒弃跟风浮躁的学术风气，不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敢于啃硬骨头、坐冷板凳、有新发现，潜心开展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为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