溴代二噁英全球管控加速，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等产业需重点关注

作为氯代二噁英的“孪生兄弟”，溴代二噁英因高毒性、难降解、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可远距离迁移与生物富集的特性，目前已正式进入国际环境公约管控视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平安近期在第二十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学术年会的报告分享中警示，溴代二噁英（PBDD/Fs）与氯代二噁英（PCDD/Fs）结构相似、毒性相近，部分溴代二噁英毒性甚至更强，且在环境中更易降解却难监测，其环境浓度呈增长趋势。

目前，溴代二噁英已进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C审查，意味着其管控已进入审议快车道，预计2027年—2029年或将正式纳入全球公约管控清单。面对这一趋势，彭平安呼吁，溴代二噁英的基础研究、检测技术、标准体系、污染治理急需加快布局、主动应对。

溴代二噁英暗藏环境风险，加热和燃烧排放是最大人为来源

溴代二噁英与氯代二噁英同属二噁英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者分子结构高度相似，均具有高毒性、环境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和生物富集性，可通过食物链逐级放大，最终危害人体健康与生态安全。

但二者差异同样显著，溴代二噁英的分子量更大，三溴代仍有较大毒性，且相对于氯代二噁英更容易在环境中降解。

彭平安介绍说，溴代二噁英污染来源复杂，涵盖自然源、工业副产物、光降解产物、燃烧排放四大类，其中人为源占主导。

自然来源是溴代二噁英的来源之一。海洋藻类、海绵、腔肠动物等可天然合成溴代二噁英，以三溴、四溴、五溴取代组分为主，无复杂异构体，特征鲜明。彭平安团队在我国南海海域已检测到自然源溴代二噁英，虽含量极低，但属于全球性自然现象。

从人为来源看，溴代二噁英的工业副产物源集中于溴系阻燃剂合成与生产环节。多溴联苯醚（PBDEs）等溴系阻燃剂广泛用于电子、塑料、建材等行业，其合成与生产过程会生成溴代二噁英副产物。根据彭平安团队研究数据显示，2001年，全球仅四溴联苯醚生产过程中，副产物溴代二噁英总量可达430公斤。

光降解来源主要源于溴系阻燃剂的环境转化。多溴联苯醚在大气、水体中经光照降解，可生成低溴代二噁英，虽浓度非常低，主要在皮克级，但大气中纳克级的多溴联苯醚持续转化，长期累积效应显著。

在多个来源中，加热和燃烧排放是最大人为来源，尤其是电子废弃物拆解、焚烧、生活垃圾焚烧过程。我国曾是电子垃圾进口大国，根据彭平安团队的一项研究，2007年贵屿电子垃圾拆解区大气中，溴代二噁英浓度远超氯代二噁英，曾引发一定关注。2015年我国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后，电子垃圾回收污染有所缓解。

其团队通过研究垃圾焚烧厂的烟气、飞灰、炉渣后发现，如果含溴塑料作为城市垃圾的一部分进入垃圾焚烧厂，在热解、焚烧或高温加工等不完全燃烧条件下，会生成溴代二噁英。同时，监测显示，现有焚烧设备对溴代二噁英去除效果低于氯代二噁英。

彭平安建议，在生活垃圾进入垃圾焚烧厂前，可把塑料分离出来进行资源回收，这样能减少含溴二噁英的排放。

此外，通过研究发现，电子制造业、工业集聚区的溴代二噁英环境污染更明显。从区域分布来看，大气中城市浓度高于郊区，以高溴代组分为主，与多溴联苯醚排放高度相关；土壤污染集中于工业用地，与电子制造业、垃圾焚烧布局紧密关联；沉积物污染在制造业密集区尤为突出。

全球管控提速，应多措并举构建防控体系

随着溴代二噁英环境危害的持续凸显，国际社会对其管控重视程度提升，全球治理进程明显提速。

作为全球管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核心国际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自2001年通过以来，已将30余种高风险POPs纳入管控清单，氯代二噁英早已被列为优先管控对象。

2024年，瑞士正式向《斯德哥尔摩公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POPRC）提交提案，建议将溴代二噁英及氯溴混合代二噁英列入公约附件C（无意生成类POPs管控清单）。

2025年9月，POPRC第21次会议完成对该提案的风险评估报告审议，确认溴代二噁英符合公约规定的持久性、生物蓄积性、远距离迁移性和毒性四大筛查标准，同意推进后续管控流程。

按公约审议周期推算，2027年—2029年溴代二噁英大概率将正式纳入全球公约管控，届时各缔约方需履行管控义务，限制其生成、排放与环境扩散。

溴代二噁英的全球管控加速，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彭平安强调，面对溴代二噁英治理，我国需立足国情，多措并举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

他建议，一是含溴二噁英生成主要与多溴联苯醚的使用有关，加强燃烧、加热过程管控是治理的关键。二是需要建立含溴二噁英分析标准，并支持13C取代标样的合成与制备。三是电子产品回收利用产业需要关注含溴二噁英污染；生活垃圾焚烧产业需要关注炉渣的污染。四是区域研究显示，各介质含溴二噁英呈增高趋势，城市或工业区具有更高的含溴二噁英，应该引起重视。